为中国现代美术正名
<p>如何看待油画民族化的价值与问题？为何曾经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大众美术无法进入西方学界的研究体系？西方不同时期的艺术流派给中国美术带来的实际影响是什么？百年中国美术与政治变革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？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？……对于中国美术而言，诸多未曾厘清的话题既牵涉着百年过往的岁月，也昭示着更为长远的未来。 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、美术理论家和艺术家潘公凯主持完成的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”学术课题，试图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和比较研究的眼光，对这100年来的艺术变革进行剖析。日前，在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、中国美术馆、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”课题成果发布会上，《中国现代美术之路》、《“四大主义”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》、《现代性与中国文化自主性》、《自觉与中国现代性的探寻》、《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图鉴》等相关学术论著正式面世，同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”展览，以学术论述、文献和图片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该课题对百年中国美术发展的梳理。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美术领域的经验具有典型意义，从理论探索到创作实践，从思潮、主义到运动、宣传，都与民族命运、社会心理和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成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极为重要和突出的部分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关于“现代性”问题与中国美术的现代形态关系的研究，已经受到国内外美术界及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。面对“现代性”这样一个源自西方，在中国经历了讨论热潮却莫衷一是的话题，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”课题自2023年正式提出，就意味着艰难与挑战。除了目前世界艺术发展的话语权仍被西方掌控之外，现代学术语言乃至“现代性”的概念等均来自西方，如何从中国的立场出发？如何以中国的语言和视角来梳理自己的百年进程？如何真正在学术上与西方平等对话？在潘公凯看来，既要说清中国的问题，又要借用西方的概念，这正是当下不得不面对的悖论。 潘公凯说，他曾在一次亚洲艺术的展览上，看到了许多亚洲国家艺术家的作品，这些作品虽然各有新意，但与中国的许多当代艺术很像——看不出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。潘公凯认为，这正是世界看似多元，实则都在观念艺术的整体框架之中的表现。潘公凯不久前与德国著名学者汉斯·贝尔廷进行过一次对谈。汉斯·贝尔廷曾写作《艺术史的终结》，认为传统的艺术史已经无法书写，艺术正处在多元发展的形势中。汉斯·贝尔廷收藏了许多国家的当代艺术作品，其中包括大量亚洲后发达国家的作品，汉斯·贝尔廷认为这些作品是艺术多元发展的证明。而在潘公凯看来，以西方中心论看，世界的确处于多元发展的格局中，但是从外围看，西方文化对后发达国家影响巨大，后发达国家处于接受的地位，多元仅仅是一种表层现象。正因为如此，现代性的讨论热潮虽然已经过去，却没有真正解决相应的问题。这些经历让他感慨，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，我们如何与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自处？我们自己的传统要不要走向现代？如何走向我们自己的现代……这些问题并不轻松。 基于这样的思考，该课题将“定位”和“正名”，视作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最基本的问题。定位，即在合适的框架中明确20世纪中国美术的位置与性质；正名，即要对其作用和意义给予恰当和公允的评价。定位和正名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，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就只能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，最多只能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例证和多元点缀。课题成立之后的10多年间，潘公凯在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先后招收了4届“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”博士生和两届艺术学博士后研究人员，主持了数十次课题组研讨活动。潘公凯在阐述自己对中国传统绘画、西方现代艺术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独特认识与基本观点的同时，对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历程与线索、性质与形态、标尺与走向进行了全面清理，使理论构想在不断的阐发中逐步深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界理论家邵大箴、薛永年、范迪安、卢辅圣、钟涵、杜健、王宏建、李树声、刘曦林、刘骁纯、林木、王镛、皮道坚、陈履生、吴为山、朱青生、郑工、尚辉、李小山、李公明、吕澎、梁江、谭天、潘耀昌、何怀硕、陈春霖等以及汪晖、甘阳、刘小枫、张隆溪、邓正来、葛兆光、陈平原等文化学者，以先后8次座谈研讨的形式，从各自不同的思路与视角讨论了“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美术转型”“救亡图强与美术发展策略选择”以及“自觉与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”等学术问题。 经过系统的梳理，课题组提出，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艺术家对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、民族危机和精神文化氛围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加以应对的“自觉”上，艺术家对中国现代情境的“自觉”，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。该课题将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看成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，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现代美术的不同形态归纳为“传统主义”“融合主义”“大众主义”和“西方主义”。 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的交错纠缠，是中国近代以来所陷入的悖论处境。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面临着在困境中定位与正名的问题，也就是如何在一种失语、失重和失准的状态中，去清醒地自知和坚实地自立。这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自觉，而关键就在于怎样理解中西古今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“现代”并重塑自我，尊重他者。在学术成果发布会上，潘公凯表示，探讨和梳理中国美术现代发展的学术路程绝非一蹴而就，面对这样的主题，只有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理性分析，才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我们自己的过去和未来。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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